小景点出林塘幽
——卞文瑜《山水册页》管见
晋 甫
明代绘画，早期是以宫廷院体和浙派绘画为主的，他们是在继承两宋院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开国初期，朱元璋由于出身低微，登上皇帝宝座之后，研习儒家学术，仿效汉武帝，重视文化教育，广泛收罗文人墨客和画家为宫廷服务。然而残酷的专制统治，对于稍不如意或微有冒犯的文人，甚至对一些无辜者，罗织罪名，大肆杀戮，以巩固他的皇位。当时被杀的画家如赵原、盛著和周位等都是，就连著名的画家戴进，也因为在《秋江独钓图》中画钓鱼人的衣服是红颜色的，说是触犯了朝廷的官服，而被逐出宫廷。但是到了宣德时期，政治形势基本稳定，经济文化也相应繁荣起来，特别是宣宗朱瞻基喜好广泛，尤擅绘画，常以“御赐臣工书画”以结纳人心，无疑对宫廷绘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戴进被谗，郁郁不得志，回到杭州老家，以卖画为生。他以画技超绝，人谓“远出南宋以后诸人之上”，声望很高，尤其“身?名愈重，而画愈贵”，被后人视为“浙派绘画之祖”。张庚说：“画分南北，始于唐世，然未有以地为派者，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。是派也，始于戴进，成于蓝瑛。”
总之，明代早期的绘画，基本上是以工匠、画师为主的绘画风格。他们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，但笔墨功力、表现技巧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。待到中期之后，“文人画”的兴起，才取代他们，而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。代表人物有：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和仇英，称为“明四家”。因为他们生长、活动都在苏州一带，所以把他们的绘画也称作“吴门画派”，这一画派，直到明晚期，久居霸主地位。重要画家有：陈淳、陆治、文彭、文嘉、文伯仁、钱谷、莫是龙、董其昌、卞文瑜、李流芳、陈继儒、米万钟、王铎、赵左、沈士充、顾正谊等等。以董其昌为首的上海松江又聚集了一大批画家，称为“松江派”，其中又有“苏松派”、“云间派”和“华亭派”三个分支。人数众多，影响极大。
董其昌可以说是启发“四王”，风靡海内的巨擘。他是松江华亭人，万历十七年（公元一五八九年）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明史说他“性和易，通禅理，萧闲吐纳，终日无俗语，人拟之米芾、赵孟俯云。”当时和他往来的人很多，与之“讲求笔法”的苏州卞文瑜就是很有名的一个。
卞文瑜字润甫，号浮白，别号花龛。秦祖永说他“从董文敏（董其昌谥号）讲求笔法”，笔墨也相近似。善山水，树石勾剔，“笔致幽秀，逸趣横生，真能洗涤烦襟，引人入胜。”我们从现藏故宫博物院的《荷亭消夏扇》、《湖庄清夏扇》以及海外收藏家收藏的《梅花书屋图》来看，上述评论对他的画技来说，的确不是过分的溢美之词。
《梅花书屋图》近景山石上数丛梅花盛开，旁边有山间悬瀑泻下而通过石桥形成的小溪淌过；中景松荫下，修竹掩映，置一读书堂，堂中高士正襟危坐；远处烟峦迷蒙……。松风、泉水乃至读书之声可闻，幽静之意也就表现得更加充分，使人有潇洒出尘、灵秀超逸之感。清代画家戴熙也曾以此为题画一卷子，有诗曰：
三间茅屋四无邻，冷趣空山盎盎春。想见夜深明月上，万梅花拥一诗人。可算为此图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。
八开《山水册页》，除了两页无题者外，其余六开都标明是仿古人笔意之作。其中两页仿黄公望（字子久，号大痴）、两页仿吴镇（字仲圭，号梅道人）、两页仿赵孟俯（自号松雪翁，谥文敏）。题识虽称摹古，但从画法来看，实出自家手笔。细究起来，黄、吴都源于董、巨（董源和巨然），而他所受影响最大的董其昌，也是“以北苑（董源）为宗”的，这就是董邦达先生在本册跋语中所谓的便“知其渊源之由”了。
众所周知，北苑的画，以掩润华滋而得山之神气。这是后世许多追随者，为之向往的目标，而得其真髓者寥寥无几。但从卞文瑜的八开《山水册页》，无论峰峦林木、矾头碎石，以至山岚云气等，使我们在一种郁勃、苍润、平淡、天真的景色中，感到突出的是一个“幽”字。“清幽”是一种意境，能把它反映到集体的画面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是历代文人画家梦寐以求的东西，被看似简单的几张册页，表现得如此完美，即是大家有时也是很难做到的。
卞文瑜生于明万历四年丙子（公元一五七六年），卒于清顺治十二年乙未（公元一六五五年）享年七十九岁。《梅花书屋图》，根据题款推算，辛卯应是顺治八年（公元一六五一年），是其晚年作品。此页八开笔法与之相近，按李经畬跋语中“晚年笔力凌沧洲”来分析，《山水册页》创作时间，大体应与《梅花书屋图》相近，也就是卞文瑜七十岁左右。这时用笔凝练、老辣；章法自然、和谐；意境清秀、深邃。可谓是苍老古厚而不失机趣，脱去纵横习气，毫无半点喧热姿态，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然而，非真探幽者，不知也。